记者：你认为城市最吸引进城农民的地方在哪里?是什么让他们主观上有意愿进行城镇化?

　　马永红：去年7月，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与我们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一次陕西省县域城镇化暨人的城镇化的专项调研。在我们发放问卷了解“进城落户的原因”中，认为“学校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占个案的29.0%，认为“能做生意，能赚钱”占个案的28.3%。这说明大部分人愿意进城，主要是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家庭收入问题。而在现实中，这也恰恰是农民融入城市的难点所在。

　　记者：具体难在哪里?

　　马永红：这可以从子女教育和收入两方面来看，我们先说子女教育。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很多进城落户的农民都有一种观念，“我们这辈子是农民，已经是这样子了，但只要有机会，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供出来，绝不要他们像我们一样继续当农民。为了孩子，就是进城再苦我们也能受得住。”

　　知识改变命运，缺乏应该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这代人吃了大亏，所以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进城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与城市孩子的竞争中不输在起跑线。而现实问题是，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大量涌入，导致城区班学生过多，过大加重城市学校负担;面对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加，不断上涨的教育成本则加重农民工的负担。其次，大量孩子涌向城市，一定程度上导致小城镇教育资源闲置，主要原因是农村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城市学校，硬件、软件相对滞后。而且，除开跟着父母进城的孩子，农村还存在大量因父母进城务工产生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入学、心理状态等等，也给政府在城镇化中提高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也就是说进入城市的孩子面临入学难、上不起学的问题，留在农村的孩子面临教育资源相对滞后，公共服务尚不健全的问题。

　　马永红：是的。教育是农民进城迫切期待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几代人的一块心病。

　　我们再说收入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发展机会的话题。在我们的调研中，28.3%的新居民进城落户是因为县城和集镇“能做生意能赚钱”，有回农村生活打算的人中41.3%是因为城镇开支大，生活压力大。基于生活压力的考虑，解决好城镇生活风险问题，更加有利于增强城镇对人口的吸纳力。

　　我们的城镇化必须重点关注人的发展问题，这是城镇化引得来，留得住，过得好的关键所在。

　　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在县城和集镇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户自己经营，占43.5%，职业为个体户老板，比如说开餐馆、理发店、门市部做小生意的居多，打工者27.3%。县域人的城镇化中，经济活动得分普遍偏低，劳动报酬偏低，家庭开支结余很少，家庭收入仅能维持日常开支，主要用于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一方面说明县域居民人口收入来源单一，可支配余额较少，家庭收入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县城、集镇发展潜力大，很多人愿意自谋出路，也证明了第三产业在解决就业中的重要性作用。

　　这个数据同时也反映出在县城和集镇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就业和社会保障总体滞后，进城人口收入偏低，大规模农民脱离农业生产、进城落户还需要一个过程。新建城镇缺乏产业配套，导致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农民之前在家就是种地，进了城又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工作，生活来源的断绝让很多人产生了回农村去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进城农民自身缺乏就业技能、技术，与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鼓励、引导、帮助、扶持农民参加培训、接受再教育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城市生存能力。

　　记者：除了以上方面的内容，你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妨碍了农民融入城市?

　　马永红：我们多次从受访的进城农民口中听到尊重这个词语，许多进城务工农民之所以多次跳槽辞职，除了薪水可能较低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城市的雇主是否对自己足够尊重，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里面表现最为突出。这种尊重应该是全社会对进城农民价值的认可，视他们为城市的建设者和新市民，而对进城农民最基本的尊重就是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另外，在城市旧城改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城中村被拆迁，进城农民也难以租赁到得以栖身的廉价民房，工作地和居住地距离越来越远，生活成本骤然增大，也迫使许多进城农民返回农村。因此希望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能就地建设一批进城农民工公寓，首先解决他们的栖身问题。

　　最后，现在服务于进城农民的社会公益组织太少，而进城农民需求千差万别，政府显然无法回应进城农民的个体需求。以我们最近一年面向进城农民的公益服务实践经验而言，无论是个性化的法律援助，还是多样化的文化娱乐，都有助于进城农民尽快地融入城市生活。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多孵化一些面向进城农民的公益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