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农民市民化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想请您帮助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为什么要市民化?

　　康志祥：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更高，而中国的城镇化率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也已超过百分之五十。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要把城镇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通过城镇化来带动市民消费需求，带动经济等各方面的高速发展。那么在这个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农民市民化的问题。

　　记者：这么说的依据主要有哪些?

　　康志祥：因为归根到底，城市是由人组成的，城镇和市场也都是由人来运作的，城镇化的核心就在于人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已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入城市，这就使农民原有的土地通过流转得以向城镇集中。有专家甚至预测，通过对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等的合并建镇节约出来的土地可满足国家今后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使用。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必然要进入城市，身份也随之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市民或者准市民。

　　记者：农民市民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转化，那么农民的市民化会产生哪些成本以及带来哪些问题?

　　康志祥：农民市民化带来的首先是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成本，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住的成本。在农民市民化之前，农民是拥有自己的宅基地的，拥有住房只需花费少量的建房成本，许多资源的使用也是免费的。但是农民市民化之后，购房成本会大大加大，另外的成本就是就业、培训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

　　城镇化带来了过去几千年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一部分处于城郊区的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获得了大量的补偿，而出现了“食利族”，他们通过对村里商品用房的集体管理、集体出租获得分红以及收取房租来维持生活。

　　但还有很多偏远地方的农民是无法靠房租生活的，他们被纳入一个规划的小城镇后，在住房这块，除过国家补偿大头外，自己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对有些农民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时候政府就要考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途径和方法，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既适合当地农民文化水平又适应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结构的经济来促进农民的共同发展。

　　记者：农民市民化随之带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成本由谁来担负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康志祥：我觉得不应该由政府完全承担，而应该由政府、村集体、农民三种力量共同承担。当然，政府承担的应该是最多，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还有城镇化过程中的配套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这些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完善。

　　另外一部分成本需要村集体来承担，经过城镇化后，村集体的角色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可能转变为一种股份制的公司，来运营原本属于村上的公有资产。我觉得村集体的角色不能被忽视和削弱，它可以通过资本运作和管理，盘活村上的公有资产，给村民带来更多固定的收益，用这部分收益来抵消农民市民化的一部分成本。比如西安市的和平村和何家村，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村上经营好多资产，每年可以固定给村民分红。

　　第三就是农民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业、投资兴业，不能甘于做“食利族”和“等靠族”。

　　当然，社会也应该在其中承担一部分成本，引导农民真正的融入城市，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这就是一个更长的过程。

　　记者：目前，在成本负担中，您觉得还存在哪些问题值得警示?

　　康志祥：我觉得如何让农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新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问题是比较紧迫的。尤其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采取“一补了之”的做法，这使一些暴富起来的农民肆意挥霍政府的补偿款而不考虑长远生活能力。当前政府应该做的是积极对这些农民进行职业教育、产业培训和就业规划，帮助他们提高自身技能，实现就近就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仅仅靠服务业远远不够支撑农民广阔的就业局面，还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积极发展适合当地的配套产业、特色产业，从而更好地解决好就业和产业问题。

　　记者：您能否就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问题，给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康志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政府应将城镇化与产业化相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避免“短视”、“长官意志”的出现。二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就西安市来说，几个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子改造的难度和问题都是最少的。三是农民自身技能的提高，农民在接受政府补偿、产业培训的同时也应有自觉，考虑长远利益，谋求自身的积极发展。总之，不论是城镇化还是农民市民化都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顺势而为的过程，不宜强力推进，也不宜过于冒进，否则就会欲速而不达，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