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兆林是一个人来的，没有“随从”。在本报“总编辑午餐会”的嘉宾中，尚属“轻车简从”第一人。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加我一共三人，是“午餐会”的基本团队。文字记者是为了弥补我久不采访，对相关行业情况的不甚了解，包括采访对象也由记者提供和筛选，并与我一起商量采访提纲；摄影记者则相对固定，以便于这个专栏的图片资料收集。
　　1.社会转型期的“医患关系”
　　“你好，本家”是我之前想好的打招呼方式，没想到，这个也让他抢了先。没有架子、极具亲和力，是记者力推孙兆林的原因之一。
　　十年前，孙兆林经过贵州省厅级领导干部公开竞聘，出任省政府主办、全省最大的公立三甲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他身上自然有许多“光环”：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医院院长、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国务院津贴、省管专家、省十一届人大代表等。但光环从来不是“总编辑午餐会”的选择标准，个人也只是采访的“载体”，对一个行业的整体了解，进而对接到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才是午餐会的本意。
　　第一个问题是“医患纠纷”，我却想起“关系”这个词。警察与小偷，是一目了然的对立关系；医生与患者，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近期发生在国内的“患者刀刺医生”，“院长率队给病患死者家属下跪”等事件，使得“医生与患者”仿佛成了比“警察与小偷”还要过激的一对关系。如果更宽泛一点想，城管与小贩，干部和群众，穷人与富人，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好像普遍存在紧张的关系，这到底是怎么了？
　　“社会转型期，矛盾集中，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浮躁”。孙兆林认为，行业收入的差距，分配的不公等等，都让医院成为直面当前矛盾的“第一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社会的进步，老百姓对自我的利益诉求比较看重，病痛与生死的关头，却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而各个地区的差异，病患的不同社会背景，极易导致公众把个案当作普遍，把现象视为本质。
　　孙兆林还具体分析了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生了病的人，期望值往往很高，对医院和医生也很信任。到了医院，就只能好，不能坏。而医学是很严谨的科学，同时又有极大的局限性，永远有攻克不了的难关，这就让难以治愈的患者及家属，感觉‘很受伤’；现代医疗还是一个昂贵的行业，很多患者不了解，不理解，一旦治疗未达到预期，从家境到心理均无法接受，总认为医院只会收钱，还治不好病；还有，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往往成为纠纷最直接的导火索。”
　　最后一点，孙兆林作了补充：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劳动，“有时真的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加上患者提出的一些疑问难免相似，医生的天长日久难免麻木，没时间解释，或者不愿意多花心思解释的事，也的确存在。医患关系，有时仅仅是点小摩擦，就会演变成了纠纷。
　　省医的医院管理和对医护人员的职业要求，更加强调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患者是衣食父母”，这种直接的依存关系已经深入人心。而“以人为本，将心比心”，这是强调人文关怀的孙兆林更为看重的。他认为，回春的妙手，暖人的仁心，是医生这一职业的至高境界，一个自然的笑容，一句温暖的言语，也是化解医患纠纷的良方。“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2.职业道德，从《心术》谈起
　　久不看电视，孙院长和我，采访前共同做的一个“功课”，就是记者推荐的热播电视连续剧《心术》。讲的是医院的故事，包含了医患关系、医疗水平、职业道德以及日常生活的琐屑。上个月，只要打开电视，就是满目的“白大褂”。零星看了片断，有益有趣，总觉得“不够过瘾”。孙兆林是在网上看的，也不完整，“还算真实”。对我没过够瘾的感觉，孙院长笑说，“那是因为媒体的思路，总是觉得极端的才是真实的，冲突的才是戏剧的。其实医生的生活，和别的行业一样，忙碌而平常，而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超乎寻常，又不太为公众所知晓”。
　　话题就聊到了医生这个职业。我直言不讳地说，所有的服务行业，都存在“脸难看，事难办”，而不少行业，最近几年已经大为改观，比如银行。目前让人感觉最“冰冻三尺”的，还是医院，特别是一些大医院。总觉得大医院的医生，存在普遍的“冷漠”，而他们所面对的，又是极需关怀的“弱势”病人。于是“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大医院的“常见病”。
　　孙兆林认为，同是服务行业，还不能完全等同。首先是公共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供不应求，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其次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不能等同于一般简单劳动的“窗口”。培养一个医生的周期，短则五年，长则上十年，职业决定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也养成了喜怒很少形于色的“职业习惯”。优越感肯定是有一点，但是“职业操守”才是第一位的。“救死扶伤，患者至上”，普通医生可能不会这样说，但他们一定会这样想。
　　孙院长也是从临床医生做起，长期与病人打交道。在所有的头衔和光环中，孙兆林说他最看重的称号还是“医生”。孙兆林说，这种“职业愉悦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那种患者把生命交到你手上的感觉，不光是信任，更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这种神圣，别的职业难以具备”。一个完整有效的治疗方案顺利实施，一个垂危生命的及时抢救，一个疑难病例的康复痊愈，是一个医生最感欣慰和成功的事情。
　　话题又聊到了“熟人社会”。源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近十年间，只到大医院看过一次病。挂号、就诊、取药，耗时一个上午未果。其间经历医托的纠缠、排队的推搡、医生的冷脸。本来只是小小的不适，结果头痛欲裂。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是自己的习惯，但最后还是找了熟人。
　　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当医生，这是全家人的福分。中国现阶段，人熟才好办事，是众所周知的。但孙兆林说，省医每年的病人是上百万，“熟人”在其中的比例会有多少呢？“像对待熟人那样对待每一个病患”，是他时常对院内职工说起的话。孙院长也承认，每天的工作，会被无数的熟人关系耗去。“其实找不找院长，医生的职业水平都一样，不会因为院长安排而多露一手；医生的职业道德，决定了更是比别的行业少有等级观念。不论高低贵贱，人的生命权都是一样的”。对待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对于医生来说，那是必须的。
　　3.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
　　省医的前身，是一所学校，即成立于1947年的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到今年1月计，有编制床位2000张，下设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省骨科医院、省呼吸疾病研究所、省人民医院护士学校、省听力康复中心。目前的“标志性建筑”是2007年竣工的新外科大楼。总面积4.5万平米，装备有百级、千级手术室、ICU(重症监护室)、物流自动化传输系统；即将竣工的门诊科研大楼会成为医院的新标志，面积达9.7万平米。
　　近70年的发展，从规模的扩张上说，算不上神速。说到近6亿元的各种“世界先进设备”，孙兆林也并没有喜形于色。“提升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为更广大的公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各种医疗服务。孙兆林说，他的思路，是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向。因此，“内涵建设”，练好为老百姓看好病的“内功”，是打造一个优质医院的根本保证。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省医现有的近3000名员工中，五分之一是副高以上及硕士、博士等高级技术人员。核心专家、省管专家和享受政府津贴专家26人，有近十个学科为重点学科。人才的快速聚集，可以说是省医近十年赢得良好社会口碑，同时也取得丰厚经济收益的“秘方”之一。
　　说到为什么如此多的学科骨干，会从四面八方来到省医？孙兆林还是用“以人为本”来回答。“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对外来说，就是以病人为中心；对内来说，主要指当家的、管事的人，是不是把职工的利益放在前面。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的生活待遇留人”。
　　所谓“感情留人”，孙兆林说，主要是指当领导的，如果你真关心职工，职工反过来也会很拥护支持你。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关心，对职工的冷暖浑然不知，职工连基本的心情舒畅都达不到，自然会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去。
　　所谓“事业留人”，首先事业不是天生就有的，要靠大家共同创造，有时需要忘我的工作才能换来。2002年一上任，孙兆林就宣布省医门诊24小时全天候开诊。当时有人说这是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结果这把火一直烧得很旺不说，还带动了一个行业的追随。直到去年，省内外的一些医院，还把贵州省人民医院的这一做法，当作成功经验来推广。
　　所谓“适当的待遇留人”，孙兆林说，主要是指收入水平。而省医职工收入水平，在现有的三甲医院中处于较高水平，且每年稳步攀升。
　　我想到就问，“医护人员的收入，会不会都转嫁到了患者身上呢？”孙兆林笑着说，医院靠“创收”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来实现，其实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联想的误区。但说患者是衣食父母，这倒是真的。以省医为例，从门诊量来说，十年间从每年20万人次就医到100多万人次就医，出院病人从6000多人上升到52000多人，业务量就翻了5至10番。
　　2002年，省医的收入是2.2亿，2011年，这个数是12.5亿。人才带动了新技术、新项目，内部管理创新激发了职工的创造力。工作量上来了，病人量上来了，医院的财富也就来了。“创造价值，还得分享成果；饮水还得思源，这一切，可以说是患者给我们带来的，也是省医员工自己拼搏进取换来的”。“现在各行业开始提出实行‘白加黑，五加二’，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10多年”。
　　预约挂号，是省医新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但贵州患者还不是完全适应。我想起本报的公众服务平台“96811”，完全可以与此服务对接起来。大众媒体的公开直达和大医院门诊的“嫁接”，说不定能推进此项便民的新业务。孙院长也认为完全可行。
　　4.孙院长谈“天下第一难”
　　孙兆林又主动把话题转到了医院的“公益性”上。“我们是省政府主办、卫生厅主管，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政府尽责任，为政府守窗口。因此，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除了日常工作，医院还有大型应急突发任务。非典时期、汶川地震以及本省的凝冻时期，省医都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医疗救护队。关岭滑坡、沿河矿难、福泉爆炸，省医救护队更是第一个赶赴现场。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孙兆林认为，这既是医院的职业需要，更是医生的自觉行为。除了必备的一整套应急救援机制和办法，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有效操作经验尤为重要。
　　针对不同事件，作出不同决策，搭建不同班底。比如重大传染病，一发现就要迅速消毒隔离。2009年，省医就接诊了一例***“禽流感”病例。由于医生的准确敏锐判断，从确诊到救治以及后期的隔离治疗都快速、严谨，有效防止了疫情扩散。卫生部派来增援的两位专家，对省医在成功救治此例“禽流感”病人中表现出来的“贵州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来电话，对贵州医务工作者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是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连美国总统也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医改上来。
　　“实施方案”在业内称为“新医改”。这一段的谈话，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听课。听一个一线从业者讲解涉及每一个人的医改，如何“从根本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
　　到目前，我国已经首次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日渐提高到当地平均工资和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更是可高到当地农民收入的6倍以上。医疗卫生制度成为人人享有的公共产品，三年间基本做到，“这个数字后面是13亿人，这一成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赞叹不已”。
　　因公出访过不少国家的孙兆林，还简单介绍了国外先进的做法：美国医疗体系，更多是解决了富人的难题，服务到方方面面无微不至。但普通人看病，会贵到让人害怕的程度。新医改更强调“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差距”，就是强调在医疗服务上的城乡同等国民待遇。欧洲多数国家实施的是免费医疗，但看病的预约制，最长的会排队一两个月，常难到让人等不起。
　　我国现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低水平竞争，被认为是造成药价虚高的原因之一。“基本药物制度”，对医保药实行统一招标、配送，会对药品的规范流通起到作用。但这也是一个渐进过程。
　　医师制度也面临重大改革。大病上大医院，小病到社区医院，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孙院长认为，这至少是“改革破冰”。即使是饱受诟病的“大处方”、过度医学检查，孙院长也没有回避。“在现行医疗体制下难以避免，但医生和医院的主观故意应该排除。”“新医改鼓励探索建立医保和医院之间的谈判机制，试行按病种付费、总额付费，我们也会慢慢走到那一天。这也是公立医院应尽的示范。”
　　5.高起点与大目标
　　省医的起点，在省内一直是排头兵的位置。孙兆林说，省医的目标，瞄准的是发达地区的水平。在全国的平台上来看，西部是落后一点，但每个人应该享受到有尊严的医疗服务是一致的。先进地区的先进理念、管理办法，一直是省医的“对标”参照。“如果没有这种眼光，一味急功近利，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省医拥有省内外一流的病房和各种设备，拥有国际先进的德国西门子系列设备双源多层CT、核磁共振仪、通用型悬吊C臂平板式全数字化血管减影造影系统等让同行艳羡慕的“大家伙”。去年，卫生部部长陈竺到医院视察，对随行的卫生部相关领导说，“这些，北京医院全有吗？”对方笑着说，也不是全有。来到配电房参观时又说，“敢带我到配电房参观的医院院长不多见，像这样一尘不染的配电房，也不多见”。
　　孙兆林认为，在良好的硬件设备和日益提升的医疗水平上，最重要的还是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为公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路还长。
　　在我们一再要求下，接受采访完毕，孙兆林匆匆吃了几口简餐。我说，和“本家”的这次谈话，有点像一次有益的授课，还会是省医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一边感谢他接受采访，一边开玩笑说，难怪大家都说，孙院长很“善用媒体”。孙兆林说，这两天本来实在太忙，想找位副院长接受采访，但被我们记者任勇回绝，理由是“我们老总也很忙，她会等您的时间空出来”。“媒体与医院，都要面对公众，大家算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孙兆林说。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想，我们的工作就好办多了。